宗教改革的三個救贖迷思

羅馬大火發生時，尼祿（Nero）皇帝並沒有真的有拉小提琴。英軍來襲前，保羅·里維爾（Paul Revere）也沒有在夜間騎馬大喊「英國人來了！英國人來了！」還有，幼年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並沒有真的砍倒櫻桃樹，而後他也說出了實情。儘管如此，那些出於好心但卻得到錯誤資訊的人們仍然一遍又一遍地講述這些故事——還有許多類似的故事。

世界和美國歷史中的迷思是這樣，教會歷史中的迷思也是如此。在500年的歷程中，有許多誇張、誤傳、傳說甚至徹頭徹尾的謊言被反覆講述。其中許多的迷思很難破解。然而，有些宗教改革的「迷思」仍然可以破除。其中一些可能是真的，只是我們無法證明。另一些可能不完全準確，但它們突顯了宗教改革中值得銘記的重要事實。

1.寄出或釘牢？《九十五條論綱》背後的真相

大多數宗教改革的歷史學家今天都否認路德將《九十五條論綱》釘在德國威登堡城堡教堂門上的說法。有些人堅持說：「這從來沒有發生過！」另一些人則抱持更為謹慎的態度——「也許他做了，也許他沒做……誰知道呢？」無論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是否真的揮動了鎯頭，所有歷史學家都認為路德寄了一封信給美茵茲大主教，信中包含了他對出售贖罪券的抗議，包括那份《九十五條論綱》。

事實證明，這封信的寄出——以及隨後的印刷和發行——遠比將一份晦澀難懂的拉丁文文件釘在擠滿公告的門上更為有效，因為只有學者和學生會感興趣。但試想一下——馬丁·路德手持鎯頭，拿著抗議書清單向教會發起衝擊的形象？這才是傳奇的東西。這個畫像本身比路德投遞一封厚重的信更讓人難忘。沒有藝術家會想到畫一個年輕的德國修士平靜地封好文件，然後交給信使的畫面。

學者雷平（Volker Leppin）和溫格爾（Timothy J. Wengert）總結得很好：「無論《九十五條論綱》是否有張貼，其內容及其發行後在神學辯論中所起的作用都決定了九十五條的重要性——這與後來講述九十五條張貼過程可能引發的心理效應完全無關。」

迷思：在1517年10月31日這天釘上《九十五條論綱》本身就是宗教改革的關鍵時刻。沒有它，我們都會是羅馬天主教徒。

事實：路德在1517年寫下《九十五條論綱》以挑戰出售贖罪券的神學和實踐，並於1517年10月31日將其寄給美茵茲大主教，引發了一連串導致新教改革的連鎖反應。《九十五條論綱》可能在1517年10月31日或之後的某個時間被張貼在威登堡教堂的門上，但有關證據並不確鑿。

意義：歷史性的變革幾乎從來不是一次錘擊造成的。路德終其一生都致力於讓恩典的福音戰勝靠行為稱義（works righteousness）的教義，這使他數十年都在分心、辯論、懷疑中度過。宗教改革是在漫長的歲月中——實際上是幾個世紀——在歷史的鐵砧上反覆錘打鍛造出來的。今天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靈性的轉變和文化的革新需要持久的委身和堅定的決心……而不是一次個人行動、一場政治選舉或一次社會勝利。

2.五大要義：宗教改革的五個唯獨

今年，你們看到宗教改革的五大支柱受到廣泛關注和討論，它們通常被稱為「五個唯獨」——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唯獨恩典（Sola Gratia）、唯獨信心（Sola Fide）、唯獨基督（Solus Christus）和唯獨神的榮耀（Soli Deo Gloria）。事實上，許多宗教改革的慶祝活動都是圍繞這些「標語」或「號召」組織起來的。問題是，這五個唯獨直到二十世紀才首次作為宗教改革神學的緊密綜合體出現！2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路德和其他新教徒不支持這些「唯獨」所概括的觀點。在早期，他們強烈主張，得救是唯靠恩典、唯藉信心、唯獨在基督裡。他們只將聖經當作信仰和操練的最終權威。並且他們相信凡事只為榮耀神而行。但是，用精簡的語言包裝「五大要義」至少經歷了400年的時間才完成。

不單是五個唯獨的精簡包裝，其地位也經常為人誤解。當有人要求概述新教改革時，路德和其他改革者首先會指出耶穌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是一切事物的中心。當然，他們也會引用聖經，但他們會根據經典的正統信仰教義來理解聖經，這些教義在新教的教理問答和信條中都有闡明，並在信仰生活中得到了實踐。某些方面來說，將宗教改革簡化為五個唯獨的要點清單，未免對正統的新教福音派信仰的宏大和美好有所不公。但只要我們避免簡單化的還原主義，我們就應該繼續教導五個唯獨的正確地位和相關性。

大衛·範德倫（David VanDrunen）對此概括得很好：「人們可能在宗教改革後很久才開始談論『宗教改革的五個唯獨』，但事實上，這五個主題中的每一個都以各自的方式探究了宗教改革信仰生活的核心。改革者可能沒有明確地談到『五個唯獨』，但頌揚基督、恩典、信心、聖經和神的榮耀——並且只有這些——充滿了他們的神學和倫理學，以及他們的敬拜和虔誠。」

迷思：改革者用五個唯獨總結了他們的神學，這是宗教改革的號角。

事實：雖然新教改革堅持了後來的「五個唯獨」的基本內容，但直到二十世紀才將其歸納為新教神學的基本支柱。

意義：當我們回顧新教時代，「五個唯獨」確實為我們理解宗教改革的本質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與看待任何基礎一樣，我們應該繼續在其上進行建造。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就會開始看到「五個唯獨」如何相互支持，如何找到它們根植於聖經和教會歷史傳承中的基礎，以及如何為我們提供一個強有力的依據，讓我們靠恩典憑信心在神無誤的話語所啟示的榮耀救主裡過榮耀神的生活。

3.革新還是恢復？唯獨因信得救福音的新穎性

從宗教改革初期，罪人「唯獨因信稱義」的教義就被拒絕認為是件「新奇事」。儘管路德和其他改革者聲稱他們正在進行教義恢復，羅馬天主教徒卻指責他們是在革新。這一指控今天仍然存在——來自羅馬天主教徒和某些新教徒。然而，唯獨靠恩典藉信心稱義的觀念真的是由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發明的嗎？

不是。

被羅馬天主教徒視為最早的教宗之一，並且可能與使徒有面對面接觸的羅馬的克萊孟（Clement of Rome）在談到救贖時寫道：「因此，他們所有人都得了榮耀和稱頌，不是因著他們自己或他們的行為或他們所完成的義舉，而是因著他的旨意。因此，我們既在基督耶穌裡因著他的旨意蒙召，就不是因自己稱義，也不是因我們的智慧、悟性、虔誠或我們在聖潔的心裡所成就的行為而稱義，乃是因信，這信正是全能的神[自古以來]稱義的所有人的信。願榮耀歸於他，直到[永遠⌋。」(克萊孟一書 32.3–4) 4

到了下一代，大約在西元110年，使徒約翰的門徒——士每拿的坡旅甲寫道：「你們雖然沒有看見，卻因信他（耶穌），有說不出的喜樂和榮耀，這是許多人渴望經歷的，因為知道你們得救是本乎恩典，不是出於行為，乃是神藉著耶穌基督的旨意。」(坡旅甲，《致腓立比書》 1.3) 5 這些最早的教父——眾使徒的同儕——證明了保羅關於唯獨靠恩典藉信心（而不是靠行為）得救的教導在第一世紀末和第二世紀初非常活躍。

雖然「唯獨信心」的教義在後來的發展中變得模糊不清，但這一教義在後來反思保羅著作的教父們的著作中仍然顯而易見。因此，四世紀的作家，維克多里努斯（Marius Victorinus）在他的加拉太書評註中寫道：「信心本身僅僅賜予稱義和成聖。因此，任何肉體——猶太人或外邦人——都因信稱義，而不是因行為或遵守猶太律法。」(維克多里努斯，加拉太書評註 2:15–16) 6
這些並不是孤立的唯獨信心教義的例子，而只是被中世紀期間所積累的千年雜亂教條扼殺的無數聲音的代表。唯獨信心的概念如此模糊，以至於當路德和其他改革者們在十六世紀重提這個詞時，它聽起來像是件新奇事！7

迷思：在宗教改革之前，新教唯獨靠恩典藉信心得救的教義是聞所未聞的，這使人懷疑聖經是否真的可以這樣解讀。

事實：雖然新教改革者確實在中世紀誇大、錯誤和扭曲的背景下，澄清和精煉了救恩教義，但唯獨靠恩典藉信心得救的教義可以在早期基督教著作和正統教父的教導中找到。

意義：今天，許多福音派人士對此問題的回應是：「誰在乎路德是否是第一個發現這個教義的人？我們的標準是聖經，而不是傳統或解釋的歷史脈絡。」是的，在所有信仰和實踐問題上，最終的書面權威是聖經——使徒和先知的著作。然而，如果啟示聖經的聖靈也居住在基督的身體裡，我們難道不應該期待使徒時期的重要教義在早期世紀中有所反響嗎？對於那些全新的、在教會歷史上，甚至在使徒最早的門徒中都從未見過的解釋或教義，持懷疑態度是正確的。

新教徒應該感到安慰的是，他們堅持唯獨靠恩典、唯獨藉信心、唯獨在基督裡得救，這並不是一次革新，而是對過去的牧師和教師所闡明的教義的恢復和加強。

1 Volker Leppin and Timothy J. Wengert, “Sources for and Against the Posting of the Ninety-Five Theses,” Lutheran Quarterly 29 (2015): 373–398.

2 Kevin J. Vanhoozer, Biblical Authority after Babel: Retrieving the Solas in the Spirit of Mere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Brazos, 2016), 26–27.

3 David VanDrunen, God’s Glory Alone—The Majestic Heart of Christian Faith and Life, The Five Solas Series, ed. Matthew Barret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5), 14.

4 Translation from Rick Brannan, tran., The Apostolic Fathers in English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2).

5 Ibid.

6 Translation in Stephen Andrew Cooper, Marius Victorinus’ Commentary on Galatians, Oxford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82.

7 For more examples of sola fide in the patristic period, see Dongsun Cho, “Abrosiaster on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in His Commentaries on the Pauline Epistle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74 (2012): 277–290; Thomas C. Oden, The Justification Read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6); D. H. Williams,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 Patristic Doctrin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57.4 (2006):649–667; Nick Needham, “Justification in the Early Church Fathers,” in Justification in Perspectiv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ed. Bruce L. McCormack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6): 25–53.

供稿人簡介

麥克·J·斯維格爾（Michael J. Svigel）

斯維格爾博士（Dr. Svigel）除了在達拉斯神學院教授歷史神學和系統神學外，還積極參與面向更廣泛的福音派觀眾的教學和寫作。他熱衷於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和生活，為人幽默風趣，還喜歡音樂和寫作。斯維格爾博士在達拉斯神學院供職前，曾在法律領域工作數年，並在《生活洞見》（Insight for Living）事工擔任撰稿人。他的著作和文章範圍廣泛，從文本批判研究到青少年幻想。他和妻子史蒂芬妮（Stephanie）育有三個孩子：蘇菲（Sophie）、盧卡斯（Lucas）和內森（Nathan）。